三（3/4）

喀秋莎?泽列诺娃去开了门。

门外面的是保尔，喀秋莎就让他进来了。

正当保尔走向一只空凳子时，茨维塔耶夫叫住了他：“柯察金，现在我们正在开支委的内部会议。”

保尔的脸顿时就红了。他慢慢地转过身来说：“我知道这是内部会议。但是，我很想了解你们对菲金事件的意见。我想提出有关的新问题。怎么，你不准我参加？”

“我不是不准，这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只有支委委员才能参加内部会议。要是一大群人都来了，那就不能讨论问题了。不过呢，你既然来了，就先坐下吧！”

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，保尔皱紧了双眉，额上挤出一道很深的皱纹儿。

“专注重这些形式！”

霍穆托夫生气地埋怨着书记。

但保尔赶紧摆手拦住了他。

“我想说说我的意见。”霍穆托夫接着前边的话题说。

“关于霍多罗夫，他是个特殊的分子没有错，不过，我们的纪律也实在太差。钻头都毁了的话，我们立时就没工具了。这对团外的青年影响不好，我想有必要给菲金一个警告。”

茨维塔耶夫没等他说完就表示反对。

听了十分钟后，保尔就清楚了大家的态度，便请求发言。

茨维塔耶夫勉强同意了他的请求。

“同志们，我想就菲金事件说一点我的看法。”

保尔自己都没想到自己的声音是那么严厉。“菲金事件只不过是一个信号，主要的还不是他。我昨天搜集了几个数字。”

他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笔记本。

“这数字是从考勤本上抄下来的。请大家注意听：团员有百分之二十三每天迟到五至十五分钟。有百分之十七的每月旷工一到两天。而团外青年旷工的比例却只有百分之十四。

“这些数字比什么都厉害呀。我又顺手将别的数也记下来了：党员中每月旷工一天的有百分之四，迟到的也是百分之四。党外成年工人每月旷工一天的是百分之十一，迟到的是百分之十三。损坏工具的，百分之九十为青年工人，并且其中百分之七是生手。

“从这里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：团员要比党员和党外的成年工人差得多！不过，不是各处都一样，锻工车间、电工车间都挺好的，其他车间就不怎么样了。

“依我看：霍穆托夫同志有关于纪律的发言只说了应说的四分之一。现在，咱们就是要矫正这些坏毛病。老工人们都说：‘从前给老板干活都很仔细，现在给自己干，却出现这种事儿，无法谅解。’这话说的对呀！这件事告诉我们：不能单怪工人们和团员们，咱们为什么要袒护菲金这种做法呢？咱们不谈政治立场，不管是‘自己人’还是‘外人’，咱们就事论事，霍多罗夫是对的：他爱惜财产！而菲金却有意毁坏进口的贵重工具！

“我提议把菲金开除出团，而且把他的事登在壁报上，也把这些数字公布出去。工人们中有六十个人参加过筑路工程，这是可靠的力量、强大的后盾……我们一定能正本清源。不过，我们必须完全果断地抛弃对这个事件的妥协态度。”

保尔一向沉着静默，但今天说了这么多尖锐而激烈的话——他真是为工厂着想啊！

茨维塔耶夫现在才看见了保尔的思想与才华。其实他心中也同意保尔的意见，但由于他感情上的戒备与专断，他仍然进行了反驳。

反驳的过程中，他强调指出，保尔袒护孟什维克霍多罗夫。

激烈的争论持续了三个小时，结束时，天很晚了。

最后，大家都倾向保尔反对茨维塔耶夫。

而茨维塔耶夫这时却采取了很荒唐可笑的手段——违反民主，坚持让保尔在最后表决前退出会场。

“好，我这就退出会场，不过，茨维塔耶夫同志，这不会给你增添什么光彩。我告诉你，你如果非要坚持你的意见的话，明天我就提到全体大会上去，我相信，你不会得到大家的赞同！……”

“霍穆托夫同志，我认为你有责任在会议召开之前，将这个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讨论。”

茨维塔耶夫暴跳如雷：“怎么，你想威胁我？你少操心吧，我自己就会自觉汇报的，而且不能忘记汇报你的问题。如果你自己不想工作，那就别妨碍别人好了。”

保尔随手带上了门。

他抹了两把额上的热汗，穿过了无人的办公室，朝门口走去。

一到外面，他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接下来，他点了一支烟，朝杜科利夫在巴蒂耶夫山岗上的那间小屋子走过去。

杜科利夫正在吃晚饭。

他一边招呼保尔坐下来一块儿吃，一边说：“你说说吧，你们那边有什么新闻——达丽亚，给盛碗粥。”

达丽亚?福米尼什娜是杜科利夫的妻子，长得正好跟他相反，又高又胖。

她端给保尔一碗小米粥，然后撩起她的白围裙抹了抹湿嘴唇，亲切地让着：“亲爱的，快吃吧。”

从前，当杜科利夫在铁路工厂上班时，保尔经常去他家，一坐就是一晚上。

但这次回城后，他还第一次来这老头子家里。

老钳工仔细地听着保尔的述说。

他一边听，一边用勺子喝粥，偶尔轻声哼一声。

吃完了饭，他用手绢擦了擦胡子，又清了清嗓子，对保尔说：“当然，你是对的。咱们早就该把这个问题正式提出来了。铁路工厂在本区是重点单位，应从那儿开始下手。你说，你跟茨维塔耶夫吵起来了？这不好。他向来是个自负的青年，不过，你的青年工作不是做得挺好的吗？我正要问你呢，眼下，你在铁路工厂到底干什么活儿呢？”

“我在车间，什么活都干。在团支部里，我带着一个政治学习小组。”

“团委会里面呢？”

保尔觉得有点为难，不知该怎么答好。

“当初，我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，而且想要读一点书，所以就没有正式参加领导工作。”

“哦，你看，毛病就出在这儿了！”杜科利夫带着一种责备的口气喊道：“你知道，孩子，你的身体没恢复的时候，不能怪你；可是现在……现在你身体怎么样？好一点吗？”

“好一点了。”

“那你就该正式担当工作了。别做局外人呀！谁不伸手也办不好事！所有人都会说你在逃避责任，这你可有口说不清了！明天你就把这种想法端正过来；至于昂柯尼夫，我也会和他好好谈谈。”

杜科利夫满脸不高兴。

“大叔，你别怪昂柯尼夫，是我请求他不要让我去团委的。”

保尔解释。

杜科利夫嬉笑着打了个口哨后，又说：“你请求他，他也就听了？咳，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对付你们这些小伙子……来，来，孩子，咱们还像原来那样……你给我读读报，我这眼可是越来越不行啦。”

党委同意了团委绝大多数人坚持的意见。

在团委会上，茨维塔耶夫受到了很严厉的批评。

开始，他还梗着脖子不认错，到后来被党委书记——那个肺部有病的脸色苍白的洛帕欣问得哑口无言，也只好认了一半错。

第二天，铁路工厂的壁报上登出了一些吸引大家的文章。

当晚，在人数空前之多的团员大会上，大家热烈地谈论起这些文章。

菲金被开除了。

一个新被吸收到团委会里的同志，担任政治教育部长。他就是保尔?柯察金。

涅日达诺夫在会上讲了话……散会了，保尔在外面等着茨维塔耶夫。

“咱们一道走吧，有件事应该谈一谈呢。”保尔对他说。

“什么？”茨维塔耶夫没好气地问。

保尔挽起茨维塔耶夫的胳膊，走到一条长凳子跟前。

“咱们坐一会儿。”

保尔提议后先坐下了。

茨维塔耶夫的烟一会儿亮，一会儿暗。

“茨维塔耶夫，你怎么这样嫉恨我？”

沉默了几分钟。

而后，茨维塔耶夫故作惊讶：“嘿！原来你要跟我谈这个呀？我还以为是为了别的呢！”

保尔把用力将一只手放在对方的膝盖上。

“我说，同志，你别装模作样了。只有外交家才那样。现在请告诉我，为什么你总是看不上我？”

茨维塔耶夫烦躁地扭了一下身子。

“为什么老是问个不停呢？我怎么嫉恨你啦？我亲自请你参加工作，你拒绝了，你还倒说我排挤你。”

保尔听出他没有诚意，十分激动地按着他的膝盖说：“也好，既然你不肯说，我说。你认为我碍你的路，你以为我在跟你抢着当书记，是不是？要是你不这样想的话，你也不会因菲金的事和我吵！如果这事不影响工作，只对你我有害，倒也罢了，你怎么想都无所谓。可今后我们得一起合作，要是这样，那哪儿行啊？咱们都是工人出身。为了咱们厂，请把手伸给我吧，从明天起，咱俩是好朋友。要是你还舍不得你那无聊的念头，一味地吵下去，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……”

“……我的手就在这儿——这仍是你朋友的手，如果你现在握住它的话。”

保尔心满意足了——茨维塔耶夫那只长着老茧的手，握在了他的手掌里。

一个星期过去了。

人们都下班了，区党委办公室里很安静，可是杜科利夫却没走。

他正坐在一个靠椅上，专心致志地看新文件。

门外有人敲门。

“请进！”杜科利夫应道。

保尔走了进来。他把两张填好的履历表摆在了他的面前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大叔，我要消灭不负责的现象。我想，到时候了。如果你同意的话，请给予支持。”

杜科利夫一声不响地拿起笔来。

他在介绍保尔为俄共候补党员的介绍人和党龄一栏里，果敢而遒劲地填上了“1930年”和自己的名字。

“写好了，孩子。我想你永远也不会让我这老头子丢脸。”

房间里又闷又热。

大家都一心想着快点结束学习离开这儿，去车站附近的索洛缅卡，那儿的栗子树阴十分凉爽诱人。

“保尔，早点结束吧，我闷得快要死了。”

茨维塔耶夫催促着，汗水挂满了他的脸颊。

喀秋莎和大家都随声附和。

保尔合上了书。

当天的学习便结束了。

就在大家站起来的当口儿，那架老式的埃里克松电话突然响了。

茨维塔耶夫听完电话，转身告诉保尔说：“车站上现在停放着两节波兰领事馆的外交专车。列车一点钟后就要开走，但是电灯却灭了，得把电线修好。保尔，这是紧急任务，你带上工具箱走一趟吧。”

车站上两节漆得特别亮的国际客车停在第一站台。

一节带有大窗户的卧车灯光明亮，而另一节却漆黑一片。

保尔走向豪华的卧车。

正当他要扶住把手上车时，一个人跳过来抓住了他的肩膀：“公民，您要去哪儿？”

声音很熟悉。

保尔回过头来。

只见那人身穿皮夹克，头戴宽檐制服帽，眼睛里充满明显的疑问。

直到这时，阿尔丘欣才认出了保尔。

他的手立时收了回去，声音也轻缓了一些，但眼睛仍是迷惑不解地望着他的工具箱。

“你要去哪儿呀？”

保尔简单地将来意说明。

这时从车厢后面走出了另一个人，对保尔说：“我马上就把他们的列车员找来。”

保尔尾随着列车员走进了豪华的卧车。

有几个衣着时髦的人坐在那里。一个妇人坐在一张铺着带玫瑰花样的绸子台布的桌子旁，正背对着门和一个高个军官聊天儿。

保尔一走进去，他们就不出声了。

保尔迅速地对通往走廊的接线进行了检查，没有找到毛病。

他便出了车厢。

那脖子粗得像拳师似的列车员紧跟在保尔身后，他衣服上有许多大铜扣，上面都刻着一只独头鹰。

“这没毛病，电池也没坏。咱们看看那一节车厢吧，那儿肯定有问题。”

保尔说。

列车员打开了门上的锁，他俩走进了黑洞洞的走廊。

保尔用手电照着电线，马上找到了短路的地方。

几分钟过后，走廊上的头一个灯泡就亮了，走廊立时有了些灯影。

“你把这个房间打开，我好将坏了的灯泡换下来，灯泡全烧了。”

保尔转过身告诉那个一直监视着他的列车员。

“那我还得去找太太，钥匙在她那里呢。”

列车员不想让保尔独自留下，便带着他一块走了。

那妇人走在前面，进入了那个房间。

保尔随后也进来了。

列车员站在门口，用身子将门堵住。

保尔一进去，首先见到的是放在壁网里的两个精致手提皮箱、一件随便扔在沙发上的丝绒大衣，还有小桌上的一瓶香水以及一个翡翠色的小粉盒。

那妇人坐在沙发的一角上，摆了摆她那淡黄色的头发，看着保尔干活。

列车员好不容易把他那水牛般的脖子弯下来，鞠着躬，阿谀谄媚地说：“太太，请允许我离开一会儿，少校想要喝冰镇啤酒。”

那妇人娇声娇气地慢慢说了三个字儿：“您去吧。”

她的嗓音有点像唱歌的。

他们说的都是波兰话。

走廊里射进来的一束灯光，正好落在女人的肩膀上。

只见她穿了一件由巴黎头等裁缝用最薄的里昂绸料裁成的衣服，肩膀、胳膊都露在外面。耳垂上有一颗来回晃荡的水滴形的钻石熠熠发光。

她的脸刚好在暗处，保尔只能看见她的肩膀和胳膊好像是象牙做成的。

保尔麻利地用螺丝刀将天花板上的灯泡换好，车厢里立刻亮堂起来了。

接着，他准备修理另一盏恰好在那妇人头顶上方的灯泡。

他站在她面前说：“我还得检查这一个。”

“呵，我妨碍您了……”

她用非常流利的俄语说着，便轻盈地站起身来，几乎和保尔站了个肩并肩。

现在，保尔可以看清她的长相了。

那熟悉的细眉毛，那傲慢的闭紧的双唇，一点都没错儿！这正是妮莉?列辛斯基。

尽管这律师的女儿看到了保尔惊讶的目光，但是她没认出这个当年的邻居；一晃就是四年，他长成大人了。当时他还是个不安分的孩子。

她只朝保尔轻蔑地耸了耸眉毛，便走到了门边那地方。

她站在那儿，不耐烦地用拖鞋的鞋尖敲打着地板。

保尔动手修理第二盏电灯。

他把灯泡取下来，到亮处看了一下。忽然，他不由自主地用波兰话问：“威克多也在这儿吗？”

他问的时候背对着她。所以，他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，但是从她那长久的沉默可以看出这句话太出乎她的意料了。

紧接着，她慌张地问：“您认识我兄弟？”

“不仅是认识，而且是熟识！我俩从前住得特别近。”

保尔转过身来。

“您是保尔，是那个……”

她结巴了。

“是那个，”保尔提醒着，“是那个厨娘的儿子。”

“您长得真快！我记得当时您还是一个不大点儿的孩子嘛。”

她很不礼貌地上下打量着保尔。

“您问威克多干什么？我记得你们两个没有什么交情。”

她用那种唱歌的声音说着，觉得这么一个途中偶遇很是解闷儿。

保尔一边用螺丝刀狠狠地把螺丝钉拧进墙壁，一边回答：“有笔不太大的债他还没还呢。您看见他，告诉他，我还没忘这笔债。”

她清楚这是一笔什么“债”——那因彼德留拉兵而关起保尔的事她全都知道。

但是，这会儿她想拿这个“下人”寻个开心，便逗弄他说：“告诉我吧，他欠您多少钱，我替他还好了。”

保尔有意不搭理她。

“告诉我，我家的房子是不是真的被抢了个精光，而且全都拆毁了？那凉亭和花圃都不见模样儿了吧？”

她的问话有点伤感、也有点愤慨。

“那房子归我们所有了，我们拆毁它干什么？又不是你们的！”

妮莉冷笑了一声，尖刻地嘲讽道：“哎哟嘿！没成想您也洗了脑子啦！不过，这辆专车是波兰代表团的，而我是这个包厢的主人。您呢，还像从前那样，是个奴仆。你来这修灯，也是为了让我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看报。从前，你母亲为我们洗衣服，你也经常为我们挑水。‘山不转，水也不转’，现在咱们见面，你我的地位仍然跟过去一样。”

她仿佛十分得意，脸上露出了一种报复之后的快感。

保尔用力地拿刀削着电线头儿，十分轻蔑地俯看着那波兰妇人。

他不屑地说：“女公民，我怎么也不会替您个人敲一颗锈钉子的！所谓的外交，我们会对付！事实上，我们比你们更有礼貌，我们既不砍你们的头，也不说像您刚才说的那些脏话。真恶心！”

妮莉的脸登时就涨红了。

她不知羞耻地问：“要是你们真占领了华沙，你们会拿我怎么样呢？是把我切成肉片呢，还是让我去当你们的太太呢？”

她站在门口，娇丽的身子向前挺着；那敏感的鼻孔——嗅惯了古柯因麻醉剂的鼻孔——颤动着……沙发上方的灯全都亮了。

保尔站直了腰挺起了胸，底气十足地对她说：“你们这种人有什么用？根本用不着我们动军刀，古柯因就会把你们报销喽！您这样的女人，就是白送给我当老婆，我也一点不稀罕！”

他双手拿起工具箱，大步跨出去。

她赶紧闪到一边，让出路来。

当保尔走到走廊的尽头时，听见她用波兰话小声骂道：“这个布尔什维克，真该死！”

第二天晚上。

保尔朝图书馆走去。

路上偏偏碰上了喀秋莎?泽列诺娃。

她拽住保尔的袖子，开着玩笑，不让他走路了：“你这是急火火地干什么去呀，政治家兼教育家？”

“去图书馆，老大娘，放我走吧。”

他也同样用开玩笑的口气说。

一边说，一边抓住她的肩膀，将她推到人行道的一边。

喀秋莎推开他的手，一面跟着并肩走，一面说：“保尔呵，我说你也不能整天光知道读书啊！喂，你不知道吧？今晚，契那?格拉迪什家里有个晚会，咱们也去参加吧！

“那些女孩子们早就要我带你去呢！可你呀，除了政治之外，好像什么也不琢磨。你就真不想去快乐快乐，玩上一会儿？要是你今晚上不读书了，那你的脑袋瓜子准清爽些。”

她苦口婆心地想说服保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