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（1/4）

青春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。

保尔没有被伤寒夺去生命。

这该是他第四次勇敢地战胜了死亡。

他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月。这天，苍白而又消瘦的保尔终于能够站起来了！尽管两条腿颤颤悠悠的很勉强，但毕竟能扶着墙走动了。

母亲搀着他走到窗口，他伏在那儿久久地凝望着大街。

残雪在消融，无数小水洼闪动着光亮。早春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温暖又一次降临大地，万象正在更新……一只灰胸脯的麻雀，站在窗外樱桃树枝上神气十足。它时不时地用灵活的小眼睛偷看保尔。

“怎么样，我们两个总算熬过了冬天吧？”

保尔用手指敲了敲玻璃窗，小声说着，像是看见了老朋友。

母亲好生奇怪：“保尔，你在和谁说话？”

“跟麻雀……现在它飞走了，这个小机灵鬼！”

他虚弱无力地笑了笑。

到了阳春时节，保尔便打算回城里了。

现在他已经能行走了，不过，他的体内依然潜藏着别的病症。

这一天，他正在花园里漫步，脊椎上的剧痛骤然间令他摔倒在地。他自己费了好大的气力才摸回房间。

第二天，医生给他做了一次详尽的检查，发现他的脊骨上有一个深窝儿。

医生惊奇地问他：“这是怎么来的？”

“这是被公路上的石头崩的。在罗夫纳战斗中，有一颗三寸口径大炮的炮弹炸开了花，就在我背后的公路上……”

“那你后来怎么可以走路呢？一直不碍事？”

“不碍事。当时，我躺了两个小时，后来又接着骑马，直到昨天才第一次发作。”

医生紧皱着眉，认真地查看着那个深窝儿。

“亲爱的，这可真不是好东西。但愿它将来也不要发作。穿好衣服吧，柯察金同志。”

医生用一种同情而又担心的目光，看着他的病人。

阿尔吉莫住在媳妇斯捷莎的家里。

她媳妇长得很年轻但并不好看。她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。

这天，保尔顺便去看哥哥。

一个脏兮兮的斜眼小男孩正在乱七八糟的院子里跑着玩。

他一见保尔，就用他那小眼睛死乞白赖地盯着他，一边使劲地抠着鼻子，一边问：“你要干什么？是来偷东西的吧？你快点走吧，我妈的脾气不好惹。”

这时，有人推开了破旧矮木房的小窗户。

阿尔吉莫叫着：“进来吧，保夫兰萨！”

一个脸像羊皮纸那样黄的老太婆，手里拿着火叉正在灶旁忙着。

她冷冷地瞅着保尔，让他走了过去，随后便把铁锅碰得叮当乱响。

两个稍大点的，留着小辫子的女孩，飞快地蹿上热炕，用一种野蛮而好奇的眼光盯着刚进来的保尔。

阿尔吉莫坐在桌子旁边，有点不大自在地看着弟弟。

他这门亲事，母亲和保尔都不大同意。

他本来是个多年的工人，和石匠的女儿——美丽的女裁缝加莉娜好了三年。

但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和她中断了关系，改和丑陋的斯捷莎结了婚，入赘到这个缺少男劳力的五口之家。

每每从调车场一下班，他便不得不忙活这个家和地里的活，闲不下手来。

阿尔吉莫深知弟弟不满意自己这种生活选择，因而颇为担心地观察着保尔对周围这一切的反应。

哥俩儿坐了一会儿，说些平时见面的寒暄话。

保尔起身要走，阿尔吉莫留住了他。

“再坐会儿吧，我们一起吃饭，斯捷莎的牛奶马上就好了。怎么，你明天就走？保夫卡，你的身子还挺虚的呢！”

这时，斯捷莎走了进来，她跟保尔握了握手。

之后，她和阿尔吉莫去了打谷场。

家里只留下保尔和那个黄脸老太婆了。

教堂的钟声从窗户里传了进来……老太婆放下火叉，老大不乐意地唠叨着：“呵，我主耶稣，我整天忙着做这些倒霉的事情，连祷告的工夫都没有了！”

她取下了脖子上的围巾，又斜了客人一眼，然后朝着屋子里的一角走去——那儿放着已经变黑、面色忧郁的圣像。

只见她把三个瘦枯的指头捏了起来，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。

“天上的父啊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呵……”她用干瘪的嘴小声念着。

院子里的小男孩忽然跳到一只耷拉着大耳朵的黑猪身上，拿两只光脚丫使劲踢着，双手抓住猪鬃，高声对那嚎叫着打转转的畜牲吆喝着：“嘟呜驾！起步走！吁——别犯混！”

猪驮着男孩子在院里跑开了，它想甩掉后背上的骑者，可那斜眼小鬼头却坐得稳稳当当。

“该死的东西，快下来，要不，摔死你，小魔障！”老太婆停止了祈祷，探头吆喝着。

最后，猪终于摔下了小男孩。

老太婆很满意地回到圣像前，装出满脸虔诚，接着祷告：“愿你的国降临……”

那个满脸泪水的男孩站在门口，用袖子抹着擦伤的鼻子，又哭又喊：“妈妈，我要甜馅饺子！”

老太婆扭过头来气哼哼地骂道：“你这斜眼魔障！偏不让我好好祷告完。给你，狗杂种，我这就给你吃个够！”

说着，她就从凳子上抄起了一根皮鞭。

小男孩吓得扭头就跑。

热炕上的那两个小女孩扑哧一声偷着笑了。

老太婆转了回去，开始了她的第三次祈祷。

保尔没等哥哥回来就走了。

关栅栏门的时候，他看见那老太婆从靠边的小窗里探出头，恶狠狠地监视着他。

“到底是什么妖魔把阿尔吉莫吸引到这儿来了？斯捷莎每年都会生一个孩子，阿尔吉莫的负担会越来越重，就像一只掉进牛粪堆的甲虫。弄不好，他还会把调车场的工作也扔了呢！我还想让他参加政治生活呢！唉……”

保尔漫步在荒凉的小镇上，心中忧郁地想着……不过，当他一想到明天就要去那个大城市，去和那些亲密的朋友们再度生活，便高兴起来了。

那个大城市以其雄伟的力量、沸腾的生活、川流不息的人群、汽车和电车吸引着他、召唤着他……当然最有吸引力的是那些巨大的石头厂房，被煤烟熏黑的车间、机器，还有滑轮的柔和的沙沙声。

此时此刻，他的心已经飞到了工厂……可是，当他漫步在这个僻静的小镇时，他却感到无名的惆怅，他甚至有点厌恶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了……因此，他白天在户外散步时，心中总是闷闷不乐。

当保尔从台阶上走过去的时候，两个坐在那儿的长舌妇立时就指指点点议论起来了。

“喂，亲家母，你瞧，这是从哪儿出来了这么个可怕的东西？”

“看那样，是个痨病秧子！”

“可你瞧他那件好皮上衣，哼，肯定是偷来的……”

除此之外，还有许多令人生气的事儿。

也难怪，他生活在这里的根早已被拔掉了，现在大城市是他真正的天地。

的的确确，同志之间的友谊和劳动的信念，已经把保尔和大城市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了。

不知不觉地，保尔便来到了松林前。

在他右边是阴森的旧监狱，监狱周围是一圈尖头木栅栏，监狱的后面，是医院那白色的房舍。

瓦丽娅和她的同志们就在这里被执行了绞刑，现在只剩下一个空旷的广场。

保尔在原来竖着绞架的地方站了一会儿后，就下了陡坡，来到了埋葬烈士们的公墓群里。

不知是哪个好心人，用枞树枝编成的花圈围起了那一列坟墓，苍绿而真诚……笔直的松树耸立陡坡上，新绿的嫩草长满了峡谷的斜坡……这里是小镇的近郊地带，清静而又阴冷。

松林轻声细语不愿惊醒这里的旧梦，但又十分委屈。

复苏的大地，散发出一种强烈的春天的气息……就在这里，烈士长眠于地下……他们，是为了光明而牺牲的；他们用生命换来了人民的幸福……保尔缓缓地摘下了帽子。他心中充满了无限悲愤和深切的缅怀……人，最宝贵的是生命。

生命对于每个人都只有一次。

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：

当回首往事的时候，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因庸庸碌碌而羞愧；在临终的时候，他可以说：“我的整个生命和所有精力，都已贡献于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——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斗争。”

人应当抓紧每一分钟，去过最充实的日子，因为意外的疾病或者悲惨的事故随时都可能突然地结束他的生命。

怀着这种想法，保尔离开了烈士公墓。

伤心的母亲在家里为儿子收拾出门的行装。保尔默默地望着母亲。

他看见母亲正偷偷地抹眼泪。

“保尔，亲爱的，你就不能留下来吗？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孤孤单单的日子不好过呀！不管养多少孩子，一长大就都跑了。你怎么非得去那大城市呢？这里不也很好吗？是不是你也在那里看中了一个剪头发的秃尾巴鹌鹑？瞧你们，都一样，有什么话也不跟老妈说。阿尔吉莫的亲事没跟我说过一个字儿，你呢，就更不用说了。你们生病啊受伤啊，这才让我看见你们。”

她低声地埋怨着，把儿子那几件简单的衣物放进一个干净布袋里。

保尔搂住母亲的肩头，打趣道：“妈，亲爱的，没有鹌鹑的！你老人家不会不知道吧，鸟儿才找同类呢！那，你把我当什么，难道我是雄鹌鹑不成？”

他把母亲逗笑了。

“妈，我发过誓，不把全球的敌人消灭净，我决不找对象娶媳妇。你说什么，还得好久？不，妈妈，这日子为时不远了……马上就会有一个属于人民大众的共和国。将来你们这些老人，都会被送到意大利去养老。那里气候温暖，紧靠海边，景色特别好，从来没有冬天。我们把你们安置在从前资本家的宫殿里，让你们在那儿过舒舒服服的日子，每天美滋滋地晒太阳。那时，我们再去美洲解决那儿的资产阶级和坏蛋……”

“儿子呵，我活不到那时候了……你跟你那水手爷爷没有两样，主意多，脾气坏。他是个恶棍，愿上帝饶恕我！当年，在塞瓦斯托波尔战争结束后，他回家来，没了一只手和一条腿，胸口倒是挂了两个十字勋章和两个穿在丝带上的五十戈比银币；可有什么用呢？到末了还是穷死了……他的脾气犟着呢！有一次他抡起拐杖就打官老爷的脑袋，结果坐了一年大狱。十字勋章也不管事，照样得坐大狱！我看，你跟你爷爷差不了哪儿去……”

“哦，妈妈，咱们即使要分别了也不至于这么不高兴呀？来，把手风琴拿来，我好久没摸琴了。”

他按动了那一排贝壳做成的琴键，顿时，新鲜明快的音调吸引了母亲。

现在他拉的曲调跟过去一点也不一样了。

既不轻飘曼丽，也不粗犷厚重，更不是当年他那种痴狂奔放了（这曾使他闻名全镇），而是一种充满力度又无比和谐的深沉。

保尔自己去了车站。

他不要母亲送行，他不想惹她伤心落泪，尤其是在分别时。

旅客们拼命往火车上挤着。

保尔占据了上铺的一个空位子。

只见上来的旅客都拖着大包小裹，行色匆匆地塞着这些东西。

个个都是满脸的气愤。

车厢里特别吵闹。

列车开动后，大家才静下来。

于是每个人都狼吞虎咽地吃起东西来，像按照不成文的规定似的。

保尔没多大一会儿就睡着了。

他首先要去探望的，是市中心克列夏契克大街的一所房子里的人。

慢慢地，他走上了天桥。

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，没有一丁点变化。

他一边在桥上走着，一边用手摸着那光滑的栏杆。

就在他往下走的时候，他突然停住了——这时，整个天桥上空无一人。

眼前的夜景令他驻足不前了……在深不可测的天宇之下，夜色展现了它美丽的奇观：黑色的地平线上披了墨色的天鹅绒，数不清的星星闪闪烁烁，放射着磷火一般的光华，汇织成美妙的图画……在大地与天空之间，是让人心旷神怡的万家灯火……有几个人从对面走过来，他们那争论声打破了这美好的沉静。

保尔走下桥来。

他走进克列夏契克大街的特勤部，值班员告诉他，朱赫来早就不在了。

原来，两个月以前，朱赫来就调到塔什干了，现在在土耳其斯坦前线。

保尔非常失望地走了出来。

他忽然觉得很累了，便在台阶上坐下来歇息。

一辆电车开了过去，街上是一片轰隆隆的车声。

人行道上的人摩肩接踵，接连不断，像是潮涌。

城市多么热闹啊，熙熙攘攘，车水马龙。

妇女们的笑声、男人们的喊声、青年们的喧闹、老人们的叮咛声汇集在一起，欢快、低沉、高亢而又沙哑……脚步在奔忙着！

电车里的灯、汽车的头灯、电影院的电灯，金黄耀眼，光辉灿烂。

大都市的夜啊，充满了生气！

这一派景象，多少减轻了保尔的苦闷与失望。

他该去哪呢？回索洛缅卡——他的不少朋友都在那儿——但路又太远。

离这儿很近的大学环路的那座房子一下子涌到他心上。他现在该去那儿！

本来，除了朱赫来之外，他最想念的就是琳丹了。

去琳丹那儿，可以在奥吉莫房间里借宿。

远远的，他就看见了楼角上那间房里的灯光。

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，拉开了那扇橡木大门。

他站在楼梯上呆了几秒钟，从琳丹房间里传出了说话声，好像有人在弹吉他。

“哟呵！现在连吉他也准许弹了，规定有点松了。”

他心想着，便轻轻地敲响了门。

此时，他感到自己十分激动，于是便紧紧地咬住了自己的嘴唇。

开门的是一个陌生的女子，年纪很轻，鬓角垂着卷发。

她吃惊地看着保尔。

“您找谁？”

问话的女子并没有把门带上。

保尔一看屋子里陌生的家具和陈设，就明白了。

但他还是怀着一线希望问：“我找乌斯季诺维奇同志，她在吗？”

“她不在这里了。正月的时候她就去哈尔科夫了，后来我听说，她又到了莫斯科。”

那女子告诉他。

“那，奥吉莫同志还住在这儿吗？他也走了？”

“他也走了，目前他是共青团敖德萨省委的书记。”

保尔只得走开了。

那种回城的热切与喜悦顿时一扫而光了。

现在他不得不郑重地考虑在什么地方过夜的问题了。

“就这样挨个儿找下去，走瘸了，也不会找到一个老朋友。”

他不高兴地嘟哝着。

然而，他还是决定再去碰碰运气——找找帕科拉索夫。

这码头工人就在码头附近住，去他那儿比去索洛缅卡近多了。

疲乏已极的保尔终于到了帕科拉索夫的家门口。

敲打着那曾经被油成红土色的门，他心里暗暗地想：“要是他也不在，我就不乱跑了，可以爬到一条小船上睡一宿。”

一个老太太开了门。

她头上披着一条很素的头巾，头巾还在下巴底下系了一下。

这是帕科拉索夫的母亲。

“老大娘，伊格纳特在吗？”

“他刚回来。您找他？”

她没认出保尔，回头喊道：“伊格纳特，有人找！”

保尔跟着她走了进来，把布袋放在地板上。

帕科拉索夫紧着咽下一口面包，回头说了一句：“既然有事找我，就坐下吧！我要把这碗菜汤喝下去。从早晨到现在，除了白开水，我什么也没下肚呢！”

他坐在桌边，一面说一面拿起一把大木勺子。

保尔坐在他旁边的一只破椅子上，取下帽子，习惯地拿它擦了擦前额。他心想：“难道我真的变化这么大？连伊格纳特也认不出我了？”

帕科拉索夫喝了两勺菜汤，没听见客人说话，就又扭过头来说：“喂，到底有什么事儿呵？你倒是说呀！”

他手里的一块面包，正想放进嘴里，却突然停在了半空。

他惊讶万分地眨巴了一下眼睛：“怎么？……等等。呸！你这骗子！”

看见帕科拉索夫急得脸红脖子粗，保尔忍不住笑了。

“保尔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都以为你死了！……等一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听到他的叫嚷声，他的姐姐和母亲全都从隔壁房内跑了过来。

他们三人一块儿终于认出了这个人就是保尔?柯察金。

全家人都睡下很长时间了，帕科拉索夫仍在给保尔说着四个月以来的各种情况：“察尔基和杜巴瓦在去年冬天就到哈尔科夫上大学去了，是预备班。我们这儿一共十五个名额，我也报了名，可没考上。”帕科拉索夫气哼哼地说下去，“什么都合格，就是政治考试给弄糟了。我跟考试委员会的一个同志吵了起来。他问我一个小问题。

“他说：‘您对哲学的问题有什么认识？’你知道，我对哲学一窍不通！可我当时想起了一个人，他曾在我们这儿当过搬运工，是个中学生，到处流浪过。可能是为了装样子，才来我们码头的。他告诉过我们：从前不知什么时期，在希腊有一些博学的学者，大家都叫他们哲学家。其中一个，好像叫做什么伊杰奥根的，一生都住在桶里，以及类似的许多无聊的事情吧……要是谁能够用四十种不同的方法，证明白就是黑，黑就是白，那谁就是他们之间最有本事的学者，真是些胡说八道的家伙。”

“想起了这个学生对我说的话，我就狠狠地顶了那个考我的家伙几句。

“‘哲学就是故弄玄虚，空口说白话。我一点也不想花时间去研究这种胡说八道的玩意。至于党史，倒还差不离儿。’这么一来，他们就追问起来了，我便把那个中学生的话，又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。听完之后，他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。这可把我气坏了。我反问他们：‘怎么，你们把我当傻瓜耍吗？’拿起帽子，我就出来了。

“之后呢，我在省委遇到了那位问我问题的考试委员，我们交谈了两三个小时。这才明白那中学生的话是一派胡言。哲学原来是一门伟大而又重要的学科。不过杜巴瓦和察尔基都考上了。当然，杜巴瓦以前念过很多书，可是察尔基比我强不了多少。准是他的勋章帮了忙。唉，只有我白白欢喜了一场。他们叫我在这码头上做管理工作，现在我当上了代理货运主任。从前，我总是和这些‘主任’们闹矛盾的，好嘛，现在我自己倒当上主任了。我总是以团委书记和码头主任的双重身份管教那些个懒蛋……说实话，他们什么事儿也骗不了我。好了，以后再谈关于我的事情吧。那么，我还应该告诉你一些什么消息呢？

“你已经知道了奥吉莫的事情，省委里始终没有进行工作调动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杜菲坦。杜科利夫当了索洛缅卡区党委书记。你们公社的社员昂柯尼夫在共青团区委工作。塔莉亚当了政治教育部部长。你在铁路工厂里的那个职位已经被茨维塔耶夫接替了。对他，我不熟，只在省委会里见过面儿，看那样倒不糊涂，就是太傲气了。哎，你还记得安娜?鲍哈特吧？她是区党委的妇女部部长，也在索洛缅卡，别的嘛，我早已告诉你了。

“保尔，现在很多人都去上学了，老干部也都在党校上课。他们答应明年也让我上学去呢。”

两人一直谈到了后半夜才上床睡觉。

第二天早晨，保尔醒来时，帕科拉索夫已到码头上去了。

他的姐姐名叫杜霞，长得很结实，样子和他很像。

她给他弄好了早饭，一边吃一边高兴地说东道西。

他父亲是轮船司机，眼下出航了。

保尔出门的时候，杜霞叮嘱他：“别忘喽，我们等您回来吃午饭。”

团省委跟从前一样热闹。

门几乎都关不上，走廊上、屋子里都是人，打字机不停地哒哒着。

保尔在走廊上站了会儿，没找见一个熟人，于是便走进了书记办公室。

身穿蓝色的斜领衬衫的团省委书记，正坐在一个大写字台后边。

他飞快地瞟了一下保尔，继续写他的字。